摘要:

——“四五运动”摄影往事回顾

图文/李英杰

     也许是苍天也感到不平,在那悼念周总理的日子里,天空一直阴雨绵绵,悼念者的心似乎比阴沉的天空更沉重,大家都祈盼着,能有一声春雷惊响,撕裂这灰色的天空,迎来新的阳光。。。。。。

周总理永远活在我们心里 李英杰摄
《周总理永远活在我们心里》   李英杰摄(1976)

要想记录必需参与

  回想起1976年清明前后发生的事儿,尤如昨天一样,历历在目。

   那时我工作在酒仙桥国营878厂,是很知名的一座现代化电子军工厂。为了用摄影的手段更好地记录一些天安门前群众悼念周总理的镜头,我几乎每天都去广场拍摄。当时脑子里还没有“纪实”一词的概念,更不会想搞什么“艺术创作”,只想着记录,是那些动人的景,动人的事,压迫着我必须去拍摄,必须将这些激动人心的场景记录下来留给后人。

      如今凝望着这些图片,感到欣慰的是除了拍到一些大场面之外,更有价值的是靠近人物拍摄到的那些特写镜头—沉默无言扎花圈着、眼角淌泪悼念英灵者、肃立举拳宣誓者,挥臂滔滔讲演者。。。。。。。有人会问是什么原因能这么近距离真实自然地抓拍到这些表情丰富的面孔(当时变焦头未出现,我用的是一台海鸥DF配标准头相机,在当时已是高级器材了,在广场上曾招至很多羡慕的眼光)?我会很明确地告诉你,是熟悉!这些人大多与我是同一单位的职工,而当时我与他们一样是一位积极的参与者。

      为了参与,又不影响生产,我就与别人调换夜班,白天去拍摄;为了把花圈扎得更大更好,我们几乎跑遍了京城每个纸店(因做花圈者众多,一时“京城纸贵”);为了展示我们的队伍庞大和良好的秩序,我们上千人自发从东郊乘公交车到东单,花圈由卡车运送,再从东单抬着花圈匾额排着整齐的队伍走向天安门广场。

      正因为有了参与,才能熟悉这些人;只有熟悉这些人,才能在近距离拍摄时打消他们心里的疑惑与不安。在当时,恐怖的气氛已十分浓厚,谁都知道有个别拍摄者并不是怀着善意彷徨在天安门广场上。

民兵上阵火上浇油

      清明刚过,“四人帮”即下令在一夜之间将广场上花圈全部清除,也许他们做贼心虚,预感到会引起公愤,便在四月五日从工人阶级队伍中调用大批民兵到广场上去“维持秩序”。

      我们单位当时年轻人较多,基干民兵也多,故在4月5日清晨就被紧急调谴前去执行任务。这些人早就急着去天安门广场活动活动,正愁着没有借口请假,没想到“天上掉下馅饼来”,便都争着上专车前去“执行任务”。谁知到了广场,见到空荡的场面和恐怖的气氛,都惊呆了。大家不明白昨天排队送来的花圈匾额怎么一夜之间全不见了踪影?这时有关民兵指挥者通知说可先到指挥部领肉包子吃,我们大家一合计,决定先吃饱了再做道理,但也有人说已无心吃什么包子,还是先去找花圈……,就这样,这些民兵顷刻之间便无了踪影,汇入广场人群中。一部分吃完包子的民兵也随后跑到广场上听演说去了。我挎着相机,争分夺秒地拍了一阵,记录了广场上演说的场面和人大会堂前因请愿而引发的冲突事件。

想尽办法保藏底片

  清明过后不久,“四人帮”终将这场运动定性为“反革命事件”,于是四处追查,秋后算帐。其中包括派人到基层收缴有关记录这场运动的照片和底片。其实这些都是我们预料之中的事,在此之前已做了适当的“安排”。

  首先明确底片决不能上交,因为一是深知这些影像将成为珍贵的历史资料,必须保存;再者照片中有很多参与者的特写镜头,上交后会给这些人带来极大的危害,所以这种伤天害理之事绝不能去干。于是我决定所有胶片不能拿到市场上去冲洗(后证实拿到图片社和照相馆去冲洗的都被收缴了),而是采取自己配药,自己冲洗(这样还可以控制调整冲洗时间,当时天气阴雨,光线昏暗,用的又是保定黑白处理胶片),不印照片,不向外扩散的方针。同时又防万一追查太紧,就又选择了一些影像模糊,曝光不准的底片以备搪塞,这一找儿其后还真用上了,“上边”几次来人收缴,说知道我拍了不少照片,必须上交!于是我将这些因“器材业余,未能拍好”的底片“全部”上交。单位领导也很满意,说“互相理解,我们也有了交代”。而那些当时不知要“收藏”多久的底片,我便将它们装入塑料袋,放入车间墙上交流电插座盒内,当时我是电工,知道这地方的是危及人身安全的地方,从未有人打扰过。但存放底片在这里是最安全的地方了。

  我只是盼望,能早一天让他们重见天日,发挥它们应有的作用!

2006年2月22日

历史记录者 (1976.4.4)
《历史记录者》  李英杰摄 
(1976.4.4)
青年演讲者 (1976.4.5)
《青年演讲者》  李英杰摄 (1976.4.5)
哀恸
《哀恸》  李英杰摄(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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