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纪实摄影要“只顾当下”  

                                                     李英杰


  
这个题目的选择是源于我担任北京文联编写的《新中国北京文艺60年》的丛书中《摄影卷》的主编时,在挑选建国后60年里有一定代表性的照片时有所感悟:在《摄影卷》文字部分前面,我想以影像志的形式,利用北京摄影家60年来有代表性的作品展示一下我们北京60年来所发生的巨大的变化。但是在编选过程中我发现:老一代的摄影家对“纪实摄影”一词虽然各有不同的理解,但还是都抓住并记录下了各个时代变革中的影像,可以拿出不少反映中国各个时代变化的力作。而到了2000年以后,虽然纪实摄影似乎表面上得到很大的发展,但在内容的把握和理解上却有很大的“歧意性”和不确定性,导致出现了一些怪现象,反而在挑选2000年以后青年摄影家拍摄的作品时,感到有不少作品都停流于重表面的艺术表现形式,追求画面完美、但缺少深刻的主题,而对于记录当代时代变化的力作并不是很多,作品内容多在自然风光和节庆民俗表演上下了工夫。因此我今天所谈的题目就是呼吁摄影家今后要重视纪实摄影的发展和创作。
   先简单说一下什么是纪实摄影:从一百多年前摄影术发明以后,大家都公认“纪实性”是摄影的本体特征之一,照相机能把眼前的事物非常真实的记录下来,最初认为这就是摄影的纪实特点,如同“瞬间性”也是摄影的另一大特点一样。但后来随着摄影术的进一步发展,又发现“纪实摄影”跟摄影的“纪实性”有些区别,“纪实摄影”是要求摄影家无论拍摄什么内容的作品,都必须得用真实表现对象的原则去纪录,不能摆布、不能加工、不能违背历史的事实。不管是拍风光,还是拍人物,还是拍社会题材,都要表现真人、真事、真场景,必须采取抓拍的方式,不能摆布或干涉被摄对象。但现在摄影界所说的纪实摄影又发展进入到第三个概念之中,即多是指的拍摄“社会纪实类”的作品,表现的都是不同人在社会中所处的不同地位,以及这些人在社会中的不同作为和所处的不同生活环境。因此,先把摄影的“纪实性”、“纪实摄影”和“社会纪实摄影”三个概念搞清楚后,对以下的进一步论述就可能会清楚一点。
   “纪实摄影”由于是一种按创作方法的划分产生的名词,所以它和各个按题材划分的摄影项目并不矛盾,有人把它和风光摄影对立起来,这是错误的!因为任何拍摄题材都可以采取非纪实或纪实的两种不同表现方法去拍摄,同样风光题材也可以采用纪实的手法去拍摄,美国《世界地理》杂志就一直严格按照纪实的要求去组稿。
   “纪实摄影”应该说和“艺术创意摄影”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它们之间的区别在于,纪实摄影首先要强调被摄题材的真实性,真实是它的第一生命,而艺术创意摄影比较注重对艺术形式的表现,有偏重于唯美的倾向,强调的是高于生活的艺术性真实。对于纪实摄影来说内容比形式更重要,也就是说拍什么、反映什么是最主要的,而且拍这个题材时要严格的按照真实的原则去抓拍,不能对被摄对象进行任何的干涉和摆布。并且来不得任何改变影像真实性的后期加工。
   “社会纪实摄影”和“艺术创意摄影”按理说也没有谁对谁错和谁高谁低的的关系,应该说它们如同写《史纪》的司马迁与诗人李白的关系:一个是真实记录历史,一个是浪漫艺术抒情,两人都同样很伟大。你可以学习做司马迁,也可以抒情去做李白。当然,就摄影本体的特征来看,应该说纪实摄影是发挥摄影“纪实性”最有力的手段。
    回顾世界摄影史的发展,我们也应该注意到“纪实摄影”的概念最初传到中国以后实际上发生了很大变异,因艺术受宗教的影响很大,比如中国传统文化讲的是佛、道、儒,西方讲的是天主教、基督教,这对艺术发展来说它们的影响力也是非常大的,由于受东方的宗教信仰影响导致了我们对摄影艺术创作追求的是诗情画意,是意境,是含蓄,是平衡和和谐。而西方从基督教的内容上来看,基督从小就是出生在一个破烂的牲口棚之中,一生受尽了苦难,最后又是被血淋淋的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对于西方的摄影创作来说,受其影响拍摄内容也重在表现人文与人性,对一些灾难、战争、流血的事件也并不回避。而在中国我们对纪实摄影的理解和接收却在很长时期内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导致了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纪实摄影”产生一些误解和偏差。比如我们在建国前和建国后无论官方还是民间普遍都认为纪实摄影的照片没有任何美感,缺乏娱悦性和欣赏性,反映的都是社会的落后面,不受国人喜欢。现在看来这个看法是不妥当的。又比如中国最早的颇有影响的摄影大师郎静山,我曾在上世纪80年代跟他老人家亲密接触交流过几次,他说自摄影术发明后,外国人到中国来拍的都是中国的落后面,他对这种风格的照片特别不感兴趣,所以他要表现中国的美,他就努力创作了一个“集锦摄影”:把黄山的山、庐山的云、长江的水、北京颐和园的亭子等通过暗房加工组合在一个画面上,完成了一幅酷似中国画的优美的摄影作品。郎静山大师早年创立的“集锦摄影”在宣传中国传统的美学道德和审美理念方面向世界做出了卓越贡献,但是他对纪实摄影的看法现在看来是有些偏见的。
    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今天,我们也高兴的看到对于纪实摄影的理解这些年来也有很大的改观,比如说1976年唐山大地震,从当时政府来说是绝对不允许拍照的,认为这类灾难性照片发表报导以后不是向社会作积极的导向,是给政府脸上抹黑。现在我们再看前几年发生的四川大地震、甘肃大地震,大批的摄影工作者自愿都去拍摄反映全中国人民战天斗地的感人事迹。跟过去相反,事后相关部门还要评出对记录抗灾优秀的摄影家给予表扬鼓励,这就是一个进步。再回忆中国文革以前,摄影界“决定性瞬间”的提倡者,世界著名摄影大师布列松初次到中国来的时候,也拍了不少优秀的纪实类照片,却被我们视为应该批判的坏照片。享誉世界的摄影大师安东尼奥尼在中国拍的照片和电影也是作为内部的反面教材供新闻和艺术界进行批判。以上事例都充分说明纪实摄影在中国这些年来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得到了重新正确认识并取得了显著的发展。
    其实, 纪实摄影最大的特点,是非常符合《金刚经》所说的一句话,即:“过去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其中的玄理,从禅宗教义来讲是提倡“不立文字,以心传心”,但这个“心”又如何得到呢?佛祖告戒我们,这个心不可从“过去”中找,因为过去的事已成为历史;也不可从“未来”中去找,因为未来的事还没发生;这个心也不易从“现在”中找到,因为“现在”的概念也很难界定。那么最终应从何处去寻找呢,佛祖暗示我们只能从“当下”去捕捉!禅师在入定打坐的时候只追求“当下”是非常科学的,因为人的思维活动,过去的事再纠缠没有意义,未来事还没有到来也没有意义,只有当下是指导你行为的法则,所以禅家有句话:叫“只顾当下”。作为摄影师来说,纪实抓拍社会万像就非常符合《金刚经》寻“心”的原则,摄影师只能在千分之一秒、百分之一秒的瞬间抓住“当下”有意义的生动影像,并能用这有意义的影像再去感动别人,就达到了“以心传心”的功德无量的客观效果。因而,对于纪实摄影,能否“只顾当下”是作品成败的一个最重要因素,如果放弃对“当下”事物的捕捉,而去“伪造”一些看似美丽的妄图反映“过去”或“未来”的虚假影像,都不能称其为是真正的“纪实摄影”。
    对于纪实摄影的拍摄题材,近几年也有一些变化,由于早期中西方对纪实摄影理解上的差异,影响到我国一些纪实摄影家首先把目标关注的是社会上的边缘群体,比如城市拾荒人、乡村小煤窑、精神病院……,对这些题材的拍摄也取得了一些可喜成绩,绝不是说这些作品不好,但我们也应该看到纪实摄影可拍摄的面很宽,也应该关注些发生在在普通老百姓身边平凡的小事,并从中捕捉一些能反映中国历史变迁及时代变化的有意义镜头,因此我们的拍摄范围应该更开阔一些,目光要放在对自然、社会和人的大范围之内。
    总之,摄影区别于其他的门类艺术最大的一点,就是它的纪实性,也就是它的真实记录功能。我们看一个展览,回忆一段历史,美术作品画的再好我们也不会把它当成一个真实的记录和历史证据来看待。而看一张照片,虽然它同绘画相比可能没有那么美的画面,没有鲜艳的色彩和严格的构图,但是你会感到它是真实的、感人的,这就是摄影纪实的魅力。所以我在此呼吁摄影界及整个文艺界应该在今后的引导工作中要重视发挥纪实摄影对当代社会历史瞬间的记录功能,争取给后人留下更多一些宝贵的历史影像资料。

                                             (李英杰根据2010年北京文艺论谈会上发言速记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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