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文/李英杰
四月影会第一回影展部分作者留念
四月影会第一回影展部分作者留念
 
2009年,中国摄影界刮起一股回忆与研究上世纪80年代摄影状况的强风,其最具代表性的活动体现在2009年9月在山西平遥举办的国际摄影大展的研讨内容中,如《醒》:80年代中国摄影提名展和在《四月影会》文献展中召开的“80年代摄影群众组织研讨会”。其间在摄影圈内出现一种现象,与会的摄影家和文艺理论家都一致认为上世纪80年代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文艺复苏繁荣,可堪称中国文艺复兴时代。因而摄影家争相认为能在80年代加入过群众摄影组织和有作品在80年代展出过而自以为荣。笔者有幸参加了这两个研讨会,而且特别应说明的是在“80年代摄影群众组织研讨会”中,出席者以北京老摄影家为主,且他们都做为当年摄影群众组织的代表出席,如我代表当年北京最早成立的《北京电子摄影协会(即今北京798厂一带十多个电子厂的摄影爱好者群体)》,同时又是当年《四月影会》和《中国当代摄影学会》的骨干成员;主办人徐勇代表北京崇文《广角摄影学会》;解海龙也是广角的领导骨干成员;许琢、贺延光代表当代摄影学会,也是广角影会的骨干成员;凌飞和江汀是当年西城《80平米展厅》和《北京西城摄影协会》的代表,还有80高令的老摄影家茹遂初以及于晓洋(当年裂变群体成员)、任曙林和吕小中(北影星期日沙龙)、窦海军(当年北京火车头影协成员)等北京著名的摄影家和理论家也各自代表当年一方人马出席了研讨会。
 
当然,这些当年的摄影组织都是纯民间自发的基层组织,应该指出的是1980年成立的《北京摄影家协会》和《中国摄影家协会》,在此期间对这些群体组织发挥了重要的协调和指导作用,特别是《北京摄影家协会》更是对北京各基层影会的成立和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如1980年3月北京电子摄影学会成立时,时任《中国摄影学会》主席的徐肖冰和《北京美术摄影展览办公室》的负责人董琦亲临东郊878厂会场祝贺并分别做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为了不忘记这段重要的摄影历程,纪录下上世纪80年代北京摄影组织的形成原因和发展脉络,特以1987年3月《大众摄影》杂志发表我写的《组织形式.创作现状.发展动向》一一文为蓝本,重新对80年代北京的摄影组织进行一点必要的回顾与研究,以供后人参考与借鉴。
 
同其它的兄弟艺术门类一样,摄影界当时也从1976年到1988年,走完了十二年的路,并且也开始威觉不那么平静了,出现了空前繁荣与活跃的新局面。对这十二年如何评价?褒贬二者相差似乎很大,一方提出了摄影在中国的危机:尽管各级影赛此起彼伏,但实际创作水平并无多大突破,图解式照片仍旧充实了展览馆与媒体刊物,庸俗而泛滥的彩色图片污染了观众的视线;另一部分人则认为现在正值摄影界的春天,中国正兴起一股摄影热,特别是在青年中此风尤为壮观,摄影巳从艺术殿堂中走进人民大众之中,因而也涌现出不少颇具水平的新人和佳作……。当时我们不愿在这两者之间轻易地靠向一边,只想以北京为例,对摄影的基层队伍组织形式和创作状况做个初步的分析,展望一下未来动向,觉得当时对全国也许是做出一点贡献。
 
上世纪80年代,到1988年时,受北京市摄影家协会指导的基层影会已先后成立了59个,这些影会人数从几十到数百不一,但都各具自己的特色,在相应的有关单位支持下,开展了群众性摄影普及和创作提高工作,丰富了群众的精神生活,并为专业摄影队伍输送了不少摄影专业人才,添补了我国当时摄影教育相对落后,专业人才严至缺乏之不足的状态。如北京的电子摄影学会;崇文广角影会、燕山石油化工摄影协会、东城影会、西城影会等,先后为中央各部门及报刊杂志输送了几十名摄影记者。其中如周梅生、潭明、任秀峰、贺延光、解海龙、迟玉杰、徐勇、郑国庆、刘立宾、窦海军、江汀……等众多摄影家,包括我本人,至今仍都活跃在中国影坛中。
根据这59个基层影会的不同特点我们可以将其划分为职业型、地区型、福利型以及群体型几个类别。
 
职业型影会,典型代表如成立较早的北京电子摄影学会、燕山石化总厂摄影学会等,这类组织后依靠的支持单位多为本系统工会及有关的宣传部门,他们的经费或完全自筹或由这部门给予少量的帮助,活动的首要任务是为基层单位宣传服务,作品特点多为图片式,题材强调职业特点,生活气息浓,但艺术表现形式较弱。作品出路是举办橱窗或流动式小型展览,有的还为本系统行业报刊投稿。
 
地区型和福利型影会可以归为同一类别,地区型的典型代表是各区级摄影学会,如1980年由刘加瑞创办的崇文区广角摄影学会,自成立起即侧重提倡以抓拍纪实为主的风格,且会员也遍及全市范围。福利型是由社会福利组织机构主办的影会,如聋哑人摄影学会、少儿摄影学会等。这些影会大多是以普及摄影知识和进行艺术创作为主要目的,作品艺术性较强,题材广泛,但大多数人个人风格尚不明显,重视题材的选择,常常围绕各级影赛、影展征稿而安排创作,追求入选及获奖率。这类影会多有少量经费和脱产人员专职服务。
 
群体型摄影学会特点是人数较少,不受职业、地区限制,拍摄主要目的是以探索、研究为主。作品特点是探索性较强,个性突出,重艺术形式与主体观念意识表达,但作品有的不易被普通群众所理解,他们作品的出路多为自我欣赏或民间小范围交流,有的则以个人联展形式与群众见面。群体型影会在北京尚不很多,西城影会带有一定群体性,特别是在以黄亚平、凌飞、江汀等人策办的80平米艺术影展,可以说每一个小展的作者群都为一个小群体,其中以于晓洋、谷大象、李明智、郑大为四人尤为典型,被后来理论家称为“裂变群体”。群体型组织有时并不那么稳定,随着艺术观念的变化,组织的分化与再聚是常有的事。群体型组织最有影响力的应属1979年在北京创办的文革后第一个纯民间摄影团体《四月影会》,主要创办人有王志平、李晓斌、王立平、罗小韵、王苗、金伯宏、许琢、李英杰、吕小中……等人。《四月影会》连续三年举办了三届以《自然、社会、人》为主题的艺术摄影展,在全国引起不小的轰动,对中国摄影的发展影响较大,现已被中国文艺理论界和摄影界公认为是中国新时期摄影发展的开端。继《四月影会》之后,为继承和发展其创新精神,1985年在北京又成立了《中国现代摄影沙龙》,后在1988年更名为《中国当代摄影学会》,主席是杨绍明,李英杰、许琢、王文澜先后任执行主席。《中国当代摄影学会》也为中国摄影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如果说职业型影会侧重于摄影的普及工作,那么地区型和福利型是在普及的基础上又有所提高,而群体型就是以提高为主了。
 
我当时针对摄影界状况,提出摄影创作的三个阶段论述:一位摄影爱好者通过自学,掌握了摄影的基本知识,对摄影发生了浓厚兴趣,摆脱了留影式生活照阶段,对创作有了认识,可以说他初步入门了。摄影入门后我们又可以划分出技术技巧熟练阶段、艺术创作阶段和探索研究三个阶段,同职业型影会成员大多在技术技巧熟练阶段,他手中的器材多为基层单位所提供,他们不得不而且也应该为宣传报导基层单位生产,生活花费很大精力,我们不能用简单的“工具论”简单地否定他们的拍摄动机,他们拍摄的照片虽然艺术性不高,但却有浓厚的生活气息,他们应该注意从采访本单位的生产,生活、先进人物等图片拍摄中去进行活的艺术创作。他们的作品首先受到本单位职工的欢迎,他们拥有自己的观众。一旦他们的摄影技术技巧和审美意趣达到一定水平后,他们开始不满足于那种简单的记录式拍摄,而要进行认真的艺术创作,并希望自己的作品得到社会的承认,他们就会走出基层,为社会上影展、报刊投稿,以检验自己作品是否为社会承认。于是,他们进入了艺术创作的新阶段。他们要参加地区型影会,以便更快了解摄影界有关信息和交流摄影经验。他们不愿放过每一个影展,影赛的送稿机会,揣摸着评委的心理好悪、计算着入选张数:以入选和获奖多少来判断一年的收成是丰收还是欠收,他们是报刊的业余作者和各级影展影赛的积极参加者,没有这批作者,我们的影展和刊物就难以办好。因而嘲笑这些人片面追求入选率,认为他们艺术观不纯的看法是片面的,试问哪一位成名的摄影家没有走过这段艰辛的历程呢?当他们的作品发表到一定数量之后,他们开始对自己的作品和艺术观进行反思,他们会发现有时单凭入选数量和获奖多少不能反映出实际拍摄水平的高低,摄影的偶然性太大了。他们发现摄影创作变的越来越难了,并决心读点美学书、学些新知识,开始注意寻找和培养自已的个性和特点。于是,创作过程便进了探索研究新阶段,为了交流和提高,他们寻找艺术上的知已者,结成个性相似的群众组织,拍出的作品只要有新意,有味道,那怕暂时不被社会所接受也不去认真计较了。
 
以上多层次的摄影组织形式,多层次的摄影创作阶段,决定了我国上世纪80年代摄影园地处于一个多层次共存时期,各层次组织各有各自的任务和观众,他们都为我国摄影事业的繁荣做出了贡献。犹如行进在现代立交桥公路上,各行其道,互不妨碍。
 
从艺术发展的本身来看,到一定阶段,探索研究型群体组织会大量出现,这类组织虽然当时在各地已暂露头角,但由于某些原因还难于巩固与发展,其原因是,这类组织多为自发性,他们不易得到必要的经费与社会赞助,亦没有对应的行政机关可依靠,“宁左勿右”的思想使一些内行人把他们当做疏远的对象,把他们一些主体意识较强的作品简单地看成是怪诞的、抽象的、看不懂的而加以否定。他们的大多数成员不易被省级以上的摄影家协会所接纳,于是在当年我们就注意到,如果这种情况长期得不到解决,这些人会对一些摄影团体由可望变为失望。因此我们还呼吁:省级以上摄影家协会在普及与提高的工作中,更应側重于提高的工作,形势有了新变化,普级工作可大胆交给新涌现出来的基层影会去傲,对处于创作阶段和探索研究阶段的影友,各省级协会应多关心他们,特別是群体型组织,多为现代青年,影协应该接近他们,熟悉他们,接纳他们,对他们的探索与创新应给予及时的、公正的肯定或批评。针对当年摄影界素质的提高是当务之急向题,我们当时也提岀解决的上策是开办一些高水平的摄影学院,并指出要在更新教材上下功夫,当时的教材太老了,知识面太窄了。不能把摄影教育只停留在技术技巧的训练上。
 
总之,在对外开放和主体意识得到强调的上世纪80年代,全国群体型组织在青年中己经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出来,我们根据北京当时的现状,提示全国各省、市摄影家协会应有正确的引导方式与足够的思想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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